龙山县融媒体中心3月21日讯（通讯员  刘大印）父亲离世已三十多年，虽然活到六十九岁，但他实实在在的穷了一辈子。他因脑溢血而逝，那时家里穷，所以没有几样值得留下来的东西，但他在生时一直钟爱的土瓦酒罐却一直保存到现在。

父亲一生好喝酒，这是父亲留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但父亲一生没有足够的酒喝，是我今生的伤痛。

那只酒罐不大，葫芦形状，能装八斤酒；灌口比现在的热水瓶口稍小，灌口边缘向外翻了拇指宽的边，父亲在灌颈处系上一条结实的棕绳，这样有利于挂在扁担上挑起；他又削了个木塞，为了密封，在木塞外包上一层薄膜塞住灌口。但是，在父亲生活的那个年代，要一次让这个能装八斤酒的瓦灌装满，至少要五个工的工资，（我所知道的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工价是1.2元一天，一般烧酒是6毛钱一斤；八十年代中期工价是2元钱一天，一般烧酒是1元钱一斤）所以，父亲的酒罐从来就没有装满过；对于一生爱酒如命的父亲来说，这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

从我懂事起，就记住父亲常卖柴。那个时代，居住在山上的人，卖柴的人不少，山下的乡场上，每逢赶集（场），集市上还专门设了个柴行。父亲所卖的柴与其他人卖的柴虽然柴质和树种一样，但父亲在柴的装扮上却有些特别；別人卖柴一般都是捆成两捆然后把柴夹成一个A字形扛起来，而他却在家里把柴锯成七八寸长一截一截的，然后抡起斧头将柴辟成两半，再后用竹篾挽一只直径约一尺七八寸的篾圈将柴箍起来。扎紧，将篾箍上套上一只竹耳，又将两箍柴挂上桑树扁担，并用酒罐系在扁担的一头捆牢，于是担起柴，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一路山歌，从山上一步一步地下到山下的乡场。

山上的汉子卖柴的郎，

肩挑担子去赶场；

卖了柴呀去打酒，

没有酒喝愁断肠啊！

常常是这样，只要父亲担的柴一放下来，就会涌来几位顾客，简单地讨价还价后就能成交。父亲拿着卖柴的钱去供销社打酒，自然，那点卖柴的钱无力能让他的酒罐装满。

父亲有酒量，半斤下肚如一杯清水，只有斤把酒喝下后才会讲酒话。他的酒话很特别，就是爱背诵老三篇。父亲虽然没文化，大字一个不识，而《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三篇文章的很多段落他却能倒背如流；而且，他还能准确地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这其中的原因，是七十年代中期，县里修电站，每个生产队抽调了一个民工，父亲便是其中之一。电站修了三年，那时候连民工的建制都军事化，父亲所在的连队每天晚上都学习老三篇，于是把父亲都弄成了对老三篇耳熟能详的人。

听母亲讲过，父亲在修电站的时候是很少喝酒的，因为电站工地当时对民工实行军事化管理，不准喝酒。所以父亲每次放假回家所求的就是能喝一顿酒。

父亲在民工连队里数他年纪最大，因为勤劳实在，每天收工时，年轻人的身上如同长了翅膀，而父亲却不急不忙，他常常把散落在工地上的一些碎木头搜集拢来，用撮箕担回民工伙房，于是深得炊事员喜欢。父亲也因此在伙房里占一点便宜，譬如说有时食堂打牙祭，父亲可以单独舀一钵油汤，父亲饭量大，能吃饱饭就是他的快乐。

三年的电站建设中，父亲没有从电站带回任何有用的东西，只拿回三张朱红的奖状。家里穷，他没有私人柜子，就一只被柴火熏得黑黝黝的竹篮，他小心翼翼地将奖状压在篮底，又常常拿出来看看，而后又放回原处。但我至今还记得，有次父亲从电站工地回家，给我买了只花皮球，听说买成六毛钱，也正好是一斤酒钱，那时候玩着皮球的高兴劲头，现在还记忆犹新。

电站建成后，管理处需要一个民工留下来看守闸门，领导看中了父亲，父亲不干，他毅然回家加入到生队的行列；依然挑起他热衷的箍箍柴和他的土瓦酒罐，一路山歌嘹绕，过他的贫困日子。我们兄妹间年轻时都无法理解父亲当年为什么拿着全民工不做而回家种地，直到若干年后我被县乡镇企业局招了全民工后又决意回家种地，我才明白：人生在世，各有所好。

那时候，粮食短缺，人们连饭都吃不饱，用粮酿酒纯属奢望，于是就用烂苕，用山蕨根酿酒；那类酒虽有酒气但却味苦，但父亲只要能喝上酒就精神饱满。

农村实行责任制后，父亲浑身是劲，到处垦荒，但是，用卖柴和卖苞谷籽的办法始终没能让他的酒罐装满过一次。

父亲爱酒如命，有次我从姐姐家回来，姐姐给父亲带了两瓶白酒，我放在灶台上，不小心拌倒一瓶掉在地上，父亲见酒从摔碎了的玻璃瓶里流散在地面，便附下身，两手撑在地面，单膝跪地，嘴在地面上嗞嗞地吸起来。那一刻，我的心里，五味杂陈，酒，你算什么东西！

有一次，他喝醉酒后发起了酒疯，先是骂天骂地，然后骂张三李四，再骂婆娘儿女，我就气不打一处来，于是搞了一次“军事演习”。我把家中所有的玻璃酒瓶找出来放在背篓里，然后取下一把锄头，当高高扬起的锄头落下去的那一刻，随着啪啪啪的碎响，父亲的骂声嘎然而止。自那以后，父亲喝酒后再无多言语，总是坐在火堂边，老是勾着头，也许是在昏昏沉沉中梦想着他的渴望。

在百废待兴的年月，人们努力寻找着发展经济的出路，但积贫太久的社会和家庭，想要在一时半会解决贫困没有可能。我们仍然为着一日三餐而努力，所以父亲的酒罐总是没有装满。无情的岁月不断地给父亲的头上特别是耳鬓贴着银丝，我年轻的心灵中总有力不从心的自责。

我成家那年，父亲已六十八岁。父亲四十五岁时，母亲把我生下来，据说父亲特别的高兴，因为在我之前夭折了一个哥哥，我的降临或许能减轻他和母亲心中的伤痛。含辛茹苦地盘儿育女，终于等到了幺儿成亲，他也就完成了他的任务。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二十二岁时就当起了百人生产小组组长。 为了操办喜事，我特地买了一百斤酒。大喜之日，父亲早已喝得目赤脸红，但他不坐不睡，他总是站在坪坝一角，看见来客时就脸上堆满了微笑，口中笨拙地挤出四个字：“请坐——喝酒”！

我常常和妻子叹息：假如父亲能多活二十年，他一定会十分的幸福，酒可用车拖，他的酒罐常常会装得满满的。但人生由命不由人，他的命注定了一生穷困。

父亲走得突然。那是一九八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傍晚，夜幕刚拉开的时候，父亲吃罢晚饭，在火堂边坐下来，左手拿起用了几十年的棒棒烟斗，右手拿着一根细竹扦正欲掏烟斗里的残渣，忽然双手发起抖来，紧接着头也晃动不止。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一生很少生过病，只记得他在修电站时身体不舒服过几天，连长关心他，让他休息几天便没事了——那时我七岁；再就是有次感冒后在家睡过一天。这次父亲与往日不同，一开始就失去了语言表达能力，我们家人没有得到父亲的半句话，他的眼睛就在短短十几分钟后永远地闭上了。那时候，山界没有公路，要下十里山路才能到乡里的医院；况且，乡里的医院对脑溢血之类的大病无力回天。

二十二年后，在一次往文活动中，我的散文《改变》以书信的写作手法，给九泉之下的父亲叙述了我家二十二年来经济面貌的改变，因为情真意切，该文获奖。我深深记得，当年写作该文时，我情不自禁地哭过；后来发在刊物上，有读者给我发手机短信说她也读哭了。

父亲去逝后的三十多年中，我经历了很多，体会到了治穷的艰难，虽然我曾作为乡镇企业的管理人员而被招过全民工，但后来我还是固执地回归了田园，又算是重走了一回父亲曾走过的路；不同的是，我通过十多年的奋斗，办成了百亩家庭农场，过上了城里有房，家中有车，概无外债的日子。

当人们以各种形式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时候，我的散文《家庭账本》，在由湖南日报湘西分社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十八洞酒我与湘西改革开放四十年故事征文活动”中斩获头奖。无独有偶，在这个奖项中，除了奖金，还有一坛价值千元、八斤装的“十八洞酒”，遗憾的是，父亲却喝不到了！

近些年， 逢年过节，常有亲朋来家做客时带来茅台、五粮液、酒鬼酒、海之蓝这些好酒，我却不胜酒力，在喝酒的功夫上没能接好父亲的班，但我得先敬父亲一杯——我只能如此。

作者：刘大印

责编：朱柯源 刘欣然

来源：龙山县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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